一直主张把《奋斗》当成反青春的青春剧的编剧石康，在《奋斗》即将于9月30日在BTV-4登陆的前夕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在这位1968年出生的“北京青年”眼中，如今80后这批年轻人的爱情已经脱离了琼瑶剧的缠绵，而晋升成为如何更好地克服“相爱容易，相处难”的爱情弊端。

　　《淑媛》：《奋斗》想表现的应该是80后这批年轻人的成长历程吧？

　　石康：我原来想写的是1975年到1985年，这期间出生的孩子，可能是片子一开头有一些标志80后的特定的动作，比如像CS(游戏名称)啊，所以让80后的孩子对号入座了。《奋斗》确切说是1979年以后，就是那些独生子女们的状态。1979年计划生育之前出生的孩子，从小在家里就有一个小伙伴，哥哥姐姐弟弟或者妹妹，他从小就获得了跟别人相处的经验。80后的独生子女，除了上幼儿园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在玩，他跟别人相处的经验稍微少一些。再加上社会急剧发展，他们跟以前的孩子的玩具还有接受的观念，他们毕业以后到社会上承受的压力，全不一样。以前的人是为生存而奋斗，到80后，生存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特大的问题，主要是为美好的生活，更好的未来而奋斗。像我上大学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要有一个自己的房子，买一辆自己的汽车。但是现在的孩子，很多上大学的时候就学了驾照了，买车买房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我们小的时候，别说出国，就是从北京到上海都是非常长的旅行，我们都生活在一个非常小的地域里。但是对于80后的孩子，一个城市就是地球上的一个小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下子视野就广阔了。

　　《淑媛》：你觉得爱情在80后的年轻人眼中是什么样子的？

　　石康：有各式各样的，但是总体上还是传统的居多，就是我们提出的那句口号：“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其实他们也是照着那条路去走的，找一个真心相爱的人，然后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但是他们的现有条件又很难促成这种。社会慢慢在步入现代社会，从生产的角度看就是要大批量生产，要快速消费。从这个角度讲，爱情也能被当作消费品，现在一些年轻人的情感就是那种快餐式的，比如一夜情、闪婚，比如《奋斗》中陆涛和夏琳一见钟情的爱情。

　　《淑媛》：夏琳其实也给了陆涛很多的影响，她对陆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石康：夏琳既是陆涛的理解者，又是竞争者。他们俩其实都在寻求独立和自由，还有责任。他们对爱情的理解基本上是相同的，爱情的本质对他们来讲都是奉献，所以夏琳在没东西可奉献的时候就离开了陆涛，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形象。一般人我要是没什么东西可以奉献了，那我还可以享受你的东西。但是夏琳觉得，如果我没法为你提供帮助了就是我没法爱你了，所以我要走。他们两人之间有一种“沟通缺乏症”，他们都处在年轻时期，都是非常自我的判断，总觉得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别人也会认为好。幸好他们很聪明，在受了挫折以后会运用智慧再想想，再重新理解，总有一天会改正错误。所以他们彼此既是一个竞争关系，又是一个彼此沟通和学习的关系。这些关系都是比较积极的，没有真正的恶意。他们的嫉妒不是那种真正的刻骨仇恨，他们的人生观很积极，而且有技巧有方法，这是跟上一代人很大的不同。

　　《淑媛》：像向南和杨晓芸这一对，在现在年轻人中这种状态的很多，闪婚、闪离，之后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他们的关系反正出了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

　　石康：杨晓芸一直对向南用那种小女孩的要求和命令式的方式，但是最后也改变策略了，当她知道自己真正爱向南的时候，她也抱着向南的腿哭着不想分手。杨晓芸用极幼稚的方式打动了向南，让向南产生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情感——怜悯”。怜悯其实是非常强烈的，一旦产生出来会让人改变初衷的。他们这一对主要体现出的问题是：什么是责任？最后向南告诉杨晓芸：“责任不是你应该做的事，而是你必须做的事。”年轻人永远在谈“责任”，但是这两个字对他来讲，就是对自己很有力的武器而已，我一对你不满意，就可以说“你对我不负责任”。我们现在告诉他们什么是责任，这是一个公平的定义：责任必须得是相互的，责任就是你必须做的事情。

　　《淑媛》：您觉得成功在您那一代人和《奋斗》中这一群年轻人之间有什么差别么？

　　石康：差别挺大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功，就是获取传统意义上的名声、地位、财富、个人自由度。而新一代人，比如陆涛的成功，他是发现和认识自我，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真正的欲望是什么，我如何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欲望？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功定义。这代年轻人都很纯粹，我是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人，不会掩饰。而我们这一代人还是有些双重人格的，有点掩饰的。我觉得年轻的一代是更积极的，不会为了获得一些东西不择手段。

　　《淑媛》：您怎么理解“奋斗”这两个字？

　　石康：我之所以叫这么一个名字，是因为以前大家说起来都是“艰苦奋斗”，我认为你对现实满意不满意，好或不好，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人的心态。比如奋斗也可以是“快乐地奋斗”，干嘛非要苦巴巴的。而且比较激烈的叛逆是因为我看完赵宝刚前一个戏，叫《夜雨》，特苦，我看完了以后闷了三天，一个字没写出来。我就说我一定要写一个快乐的戏。选演员我就跟赵宝刚说，他脸上没笑模样你看都不要看他，赶紧让他走，我要找的演员是看起来就喜庆的人。我觉得我们工作的本质是“大众娱乐提供者”，有一拨大众娱乐提供者是让观众临睡前跟着电视那苦情戏哭一场，发泄一下睡了；我想让观众笑一下，然后他也睡了，这样他睡得比较开心，也会做个很甜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