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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的心情，”章子怡回忆起那几天，声音像被噎住一样，顿了一下，“很难形容。我当时根本考虑不到我的感觉了，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实体的我，那个精神的我始终处于紧张的状态”。即使当下平静地坐着，也可以感受到当时她的焦虑：心在时刻惦记祖国，要在美国处理日常事务，还要赴戛纳参加电影节。每一件事，都要尽力做到最好，这是章子怡性格的主线，那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已经成为融于血肉的精髓。但是，如此这么多重要的事情，怎样才能做到最好？
5月19日，她乘的飞机刚降落在戛纳，一长串活动邀请已早早备好：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新片《夺宝奇兵4》首映礼、老朋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新片《调包婴儿》走红毯仪式……Louis Vuitton、Giorgio Armani、Just Cavalli等顶级品牌提供的礼服也已经全部到达住处。
可那个慈善宴会的事情，始终徘徊在心里。眼前这纸醉金迷的世界，与她的心境完全矛盾。“我高兴不起来，我甚至在看到这些名流和名牌时，心酸得想哭”，她真的哭了，很多次，一个人在房间里看着国内的新闻，刚擦干泪，眼睛又潮湿了。
要拒绝所有既定邀约，对章子怡来说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决定。她是一个连答应别人要带两瓶水都不会食言的人。可这一次，她素装淡颜，拒走红毯，拒绝出席公开活动，因为“我要在戛纳把筹款宴会做起来。”
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在短短三四天内，在戛纳最繁忙的时节，组织一场像样的活动，即便交给专业公关公司操作都未必可行，何况，章子怡这个团队只有五个人(经纪人、助手、化妆师、造型师和她自己)。
所有熟悉章子怡的人都知道，她是个行动派。要在戛纳做筹款宴会的事情一确定下来，章子怡马上就动手——自己剪纸、用彩笔画出五角星，制作出一面面五星红旗；自己写邀请信，并且打印出几百份；自己装订；自己制作画册……她要把中国震灾的信息，告诉给每一个国外人；她要在什么都没有的条件下，办一个体面周全的筹款宴会；她要以一个中国姑娘的一己之力在戛纳这个歌舞升平明星璀璨的舞台上，为祖国的灾区募款。
她把筹款的细节都想到了，唯独忘了想一想这事到底需要怎样大的勇气才能实现。直到第一次向陌生人发画册时，她才发现自己的紧张无措。“我拿着宣传册非常踌躇，我不知道怎么向人说明情况”，章子怡的内心里，有根深蒂固的中国观念，家里出事后向外人张嘴，有失持重，“一个台湾记者走过来询问我的情况，我终于鼓起勇气向她提及即将举办的筹款晚宴。她非常支持我，给了我特别大的信心”。
之后那几天，章子怡每天都素面、黑衣，随身带着灾区新闻简报和一大摞请柬，准备发给所到之处遇到的每一个人。“我没报太大希望，因为在戛纳这个地方，每个人的行程都是满满的，很难为了一个筹款活动突然把中间的一个小时空出来。但对我来说，哪怕就只有一个人来参加，我也觉得是有意义的。”
筹款宴会在章子怡的不懈努力下，比预期顺利得多。发布会现场的大屏幕上，地震后废墟遍地的景象、官兵救助灾民的场景被循环播放，章子怡和到场嘉宾共同展示了自制的“祝福中国”横幅。最后仅在活动现场就筹到50万美元，后期陆续捐款达100万美元。
现在，章子怡回忆起来说，“我只是希望以自己的影响力为我的同胞争取到最多的救助，只是这样而已”。而一位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在筹款会后，用这样的句子表达他的惊讶与叹服：“这个女人为了自己的国家疯了”。
梅兰芳——章子怡两代巨星的交集
从北京天安门往东走2公里，就到了王府井。在这一片彰显的现代气息与隐匿的旧式小院错落有致的地方，一栋别墅里正上演一出感情戏。黎明饰演的梅兰芳和章子怡饰演的孟小冬发生感情冲突，陈凯歌要求二人表现出“外在冷静，内心波涛汹涌的感觉”。第一个镜头只拍了四遍陈凯歌就已经十分满意，说了很多遍“很好很好”。
而此时他们所在的地方，距离梅兰芳先生第一次登台的北京“广和楼”戏馆(现在前门外肉市街路东)也只有2公里路程。82年前一天，有两位旷世名伶相逢。一位是“旦角之王”梅兰芳，一位是“须生之皇”孟小冬。他们在北平政要王克敏大寿晚宴后，首次同台出演了京剧著名唱段《游龙戏凤》，成为一时佳话，也成就了两个人一生的恩恩怨怨。
每个时代，都有一个享誉世界的巨星。20世纪前半叶，梅兰芳先生为中国奠定了最美好的艺术时代，这位被公认为伟大演员和美之化身的大师，创造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艺术体系并列为世界三大艺术体系的梅派艺术体系，他也经由艺术架起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畅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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